陈水扁的个人妄言不足为患，但最怕的是“司法”守护者委弃战地，法律同道乡愿姑息，那么“国之危倾、民之危殆”，即不远矣！  

　　台湾《联合报》今天刊登评论文章说，陈水扁痛批高雄地院的选举无效判决，还不忘强调自己攻读法学、曾任律师，换言之，他同时以“总统”和法律人的双重身分批评“司法”。笔者脑中突然浮起了一个景象：全台法官群集在“最高法院”前面，一起高举右臂，大声宣誓：“作为‘中华民国’的法官，我们将终生追随我们的‘总统’”。 

　　这个景象荒谬吗？不！一点都不荒谬，一九三三年十月，在德国莱比锡举行第一次德国全国法官代表大会，近万名法官就在最高法院门前高举右臂宣誓：“作为德国法官，我们将终生追随我们的元首”。 

　　在纳粹时代，德国充斥着一种自称为“健康偏见”的法理学，政客与学者亢奋地宣称一个崭新的法理学时代的到来，这个新法理学对法官的要求很简单：所有的判决，不必考虑法律，也不必衡酌公理，法官被预设一个“偏见任务”：作出符合政治领袖价值判断的判决。换言之，“元首即法律”、“元首即真理”，这就是纳粹时代的唯一逻辑。 

　　文章说，让我们再看高雄地院的判决合不合理？于法是否有据？并非不可公评，只是法律学者可评、平民百姓可评，但身为与司法权处于平行权力的“总统”，顶着行政最高权力的光环，就绝不能允许“总统”公然逾权越距、诋毁“司法”。一旦“总统”越过这道权力红线，用自以为“健康”的“司法偏见”痛批法官做出违反他及其朋党政治利益的判决时，那已不是“总统”的个人意见，而是一种国家朝向“总统即法律”、“总统即真理”纳粹法学观移进的警讯。 

　　当然，这“警讯”不会在一天内崩坏现行的法律秩序与价值，但这“警讯”却也是一种关键的测试，如同秦朝权臣赵高，藉由“指鹿为马”测试朝廷官员有没有敢出面纠举他，一旦满朝缄默，无人敢言的时候，那“警讯”就会变为现实。 

　　因此，对于长期以来丧诚失信的陈水扁，我们虽早已不抱期望，但对其毁败法纪，法律同道必须同声喝退这种测试法治根基的逾矩言行。 

　　文章指出，教授学者为了端正学子视听，不能缄默！“司法”体系的法官、检察官也应该为捍卫司法尊严，勇于斥责！民间的司改团体，也不能置身事外，应有严正声明！而“司法”最高首长、“总统”的业师也同时是“总统”的监誓人的“翁院长”，更不能继续沉默，应以师者之尊，重新训教昔日门生。其他所有的法律同道，亦不可噤声乡愿，故作懵懂。 

　　最后，笔者想引一段话送给承审高雄市长选举争议的法官和法律同道们。德国法学家英戈·穆勒，在其《恐怖的法官──纳粹时期的司法》书中写道：“一个国家政治的败坏或走向极端，是不可能没有得到司法机关的背书的，当司法作为正义守护神乃至于国家制度守护神的最后把关者，却委弃战地，向不正义的极端势力投降时，国家之危倾、人民之危殆，即在不远矣！”